2007年，57歲的守墓人聶水泉給烈士墓除草。附近的村民一直默默地守護著這些非親非故的烈士。 （伏志勇/圖）
志愿軍陵園不完全分布圖。沈陽抗美援朝烈士陵園，葬有包括邱少云、黃繼光在內的志愿軍烈士遺骸123具，現加入韓國坡州送回的437具。 （何籽/圖）
原標題：183108人“墳前的雜草長了一茬又一茬，卻很少有親人踏足過” 探訪志愿軍歸葬地
南方周末記者 劉俊 南方周末實習生 譚暢、劉悠翔
民間的志愿者正在為每一座墓碑尋找親人，只為了能給每個死難者的墳頭上掬一把土。
聽說1958年之后從未有中國人到過這里，雙膝下跪的李家英隨即念叨：“24座大墓，你們1080個人都是我的哥，哥哥啊，你們在天之靈一起快跟隨妹妹回祖國，回到母親身邊。”
國內的幾處志愿軍陵園面貌堪憂。丹東振興區烈士陵園四周被低矮破舊的民房包圍，空氣里彌漫著豬糞的味道。
終于可以團聚了。60年前長眠在沈陽抗美援朝烈士陵園的123名烈士，多了一群新伙伴——在朝鮮戰場一起出生入死的437名兄弟。
2013年6月，韓國總統樸槿惠訪華期間，向中國領導人提出移交在韓志愿軍烈士遺骸，歷經半年，終于成行了。
遺骸在2014年3月28日從韓國運抵沈陽的那個清晨，六十多歲的康明早早來到陵園門口，他手捧父親照片，臂戴黑紗，當載有遺骸的軍車緩緩駛來，他和守候的志愿軍后代突然跪倒在地，嗚咽起來。
康明的父親康致中，志愿軍第1軍團長，1953年在敵軍的一次突襲中犧牲。“這些人里沒有我的父親，但沒準有我父親的戰友。”
437具遺骸全部來自韓國京畿道的坡州墓地，他們是在朝鮮戰爭時期戰斗最激烈的鐵原、洪川及京畿道漣川等地區被發掘的。但康明的父親葬在對面的朝鮮一側，一個名叫江原道鐵原郡的地方。
占地24萬平方米的沈陽陵園位于城市的東北角，空曠的廣場上，一座刻有“抗美援朝烈士永垂不朽”的紀念塔兀自聳立。兩位穿著制服的新兵正在奮力將一輛裝有石板的小車往外推。“這塊地的石板要全部鏟掉，種松樹。”其中一位說。
64年前，百萬志愿軍入朝參戰的時候，也差不多像他們這樣的年紀。三年后，有183108年輕人沒能跨回鴨綠江（據丹東抗美援朝紀念館不完全統計）。除去極少數干部、英雄安葬在沈陽、丹東等地外，他們中的絕大多數都葬在他鄉。
在過去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時間里，墳前的雜草長了一茬又一茬，卻很少有親人踏足過。
掩埋、安葬
4月中旬的一個午后，記者來到沈陽抗美援朝烈士陵園。陵園里空空蕩蕩，少有的幾座墓碑前擺著幾束蔫了的白菊。周遭嘈雜的環境，令這個清凈之地增添了些許陰郁的氣息。它的西側是游人如織的北陵公園，正前方的高架橋上車水馬龍。
在國內的志愿軍陵園中，沈陽陵園是建得較早的一座。1951年4月，戰爭打響之后的第二年，原東北軍區政治部開建此園，4個月后完工。如今，隸書繁體的碑文已經不易辨認。
“主要是為團級以上干部、特等功臣，以及一級英模而建的。從1951年5月開始，共有123人享受了這個待遇。”陵園一位負責人說。
葬在陵園右側第一排的，是邱少云、黃繼光等五位在中國家喻戶曉的烈士。1953年，黃繼光等人遺體回國時，沈陽有22000人參與了悼念。
如今現存的志愿軍陵園大致修建于戰時和戰后兩個階段。戰時基本建在國內，戰后則建在朝鮮。
在國內，除了沈陽，還有兩個地方開建陵園，一處是離朝鮮只有一江之隔的丹東，另一處是志愿軍野戰醫院所在的湖北赤壁。安葬在這兩處的大部分烈士都是前方轉移到后方的重傷員。
作為戰時最重要的大后方，丹東是幾個邊境城市中埋葬志愿軍最多的地方。據丹東市抗美援朝烈士陵園主任孫大力介紹，丹東現有大小志愿軍陵園11個，其中市區的四個加起來埋了1700多人。最早也最大的一座建在振興區，1950年建成，葬有607名志愿軍烈士。
陵園是梯形建筑，有上下層4個臺基，上面平放著密密麻麻的黑色大理石墓碑。沒碑文，沒番號，也沒死因，一塊四分之一平米的墓碑上，只有一行小字：“革命烈士×××之墓”。
市級的丹東市抗美援朝烈士陵園，由志愿軍第50軍在1951年修建。比起剛剛翻修不久的振興區烈士陵園，這里反而看上去略顯寒酸。面積只有1.4萬平方米，不到前者的一半。不少墓碑上都長滿了青苔。
這應該也是志愿軍身份最為繁雜的一座陵園。264塊墓碑上的文字佐證了這一點：他們中既有在后方犧牲的空軍戰士和戰地記者，還有從前方運回來的營長、一等功臣。
根據志愿軍戰時烈士安葬規定，營級干部及一等功、二級英模，要安葬在丹東、集安、長甸河口等地。
位于湖北赤壁的志愿軍墓群，因為地處偏僻，直到最近幾年才漸漸被外界知曉。在此埋葬的142名志愿軍，都是在附近一家戰時設立的野戰醫院里去世的。
69歲的羊樓洞鎮村民許立君見證了墓群荒蕪的過程。“1982年，當地政府修了圍墻，刷了‘抗美援朝烈士光榮’之類的標語之后，這里就一直破舊下去，一年不如一年。”這位農民后來自愿成為守墓人。
在國內犧牲的志愿軍至少還有個安葬地，可在環境惡劣的朝鮮戰場，連基本的掩埋都不容易。
90歲的張城垣，是180師的政治處參謀。“我們53軍有個叫張偉的，負了傷，疼得走不了，就自殺了。”張城垣哽咽道，“我們也沒辦法，八天沒吃飯，自己餓得都走不動，就給他拿土蓋了蓋繼續走。”
即便按規定掩埋的遺骸，戰后尋找起來也困難重重。79歲的曹家麟，曾是志愿軍第67軍的文化教員，參與了遺體尋找和陵園修建。“上頭規定每個人胸前口袋要放一塊白布條，寫上身份標記，但找到時白布條可能已腐蝕，而美軍用的是金屬標牌。臨時安葬時要求立塊木牌作為標記，找到的時候好多都被雨水沖走了。”
還有更殘酷的另一面現實。文國林的父親是180師的一名副團長。“我父親后來跟我說，有的團長犧牲了，戰士怕暴露團長身份之后，被美軍搞宣傳，一般會把團長所有的身份標記都取回來。”
尋找烈士遺體的工作在戰時就已經啟動，這主要針對那些要遷回國內安葬的干部和英雄。當時參與尋找邱少云遺體的志愿軍戰士耿式全后來對媒體回憶，1953年2月的一天，他們沖破敵人的封鎖線，找到了邱少云的遺體。當時他穿著一件新棉衣，口袋里的急救包依然是新的。
如此大費周章地遷回國內安葬，一部分原因是出于提振士氣的需要。資料顯示，志愿軍政治部曾要求各師團，“注意搜集烈士英勇事跡進行宣傳，啟發部隊對敵之仇恨心”。
但隨著毛澤東批示他的兒子毛岸英葬在朝鮮之后，干部和英雄的遺體回遷工作也暫停了下來。這也是為什么二百多名犧牲的團以上干部，只有八十多人安葬在沈陽。
大部分志愿軍只能暫葬朝鮮，陵園的修建工作在戰后的1954年展開。新華社在1954年發自平壤的一篇報道中，提及了一些具體要求，比如：“陵基要求依山傍水，碑石要求潔白堅固。每一個烈士有一塊墓碑，而且要有碑文。”
朝鮮境內為人所知的八大志愿軍烈士陵園（檜倉、云山、價川、長津湖、開城、上甘嶺、金城、新安州），就是那個時候修建的。其中，毛岸英所在的檜倉志愿軍烈士陵園，是規模最大的一個。媒體報道說，所有墓旁都種有一株當年從中國移植的東北黑松。
而散建在各地的大大小小的陵墓群更是難以計數。以曹家麟所在的67軍為例，修建陵墓373處，設墓碑19980塊。
尋親、祭奠
60年間，鮮有烈士的親屬踏訪過這些當年用高標準建立起來的異國陵園，即便是國內陵園，到了最近幾年，來的親屬才慢慢多了起來。他們根本不知道親人葬身何處。
很長一段時間里，張榮珍對于父親張明欽是生是死甚至都不知道。直到1980年，父親所在部隊將一份革命烈士證明書和45元撫恤金寄到她手里，那一年她42歲。
從此，這位志愿軍第66軍團參謀長的女兒，便開始了尋找父親墓地的旅程。“這些年，她幾乎找遍了父親生前的戰友，但戰友們都說，他們也不知道埋在哪，只知道遺體回國了。”張榮珍的女兒李四文說，自打她記事，她母親就一直在找她姥爺。
等到2010年在沈陽抗美援朝烈士陵園里看到父親的墓碑時，張榮珍已年逾古稀。透過模糊的碑文，女兒才知道了父親的死因：突破三八線戰役時，雙腳凍成重傷，仍親自負責通訊聯絡，不幸操勞過度而死。
“她當時哭得撕心裂肺：爸爸，我來看你了。你看看我啊，你的女兒來了。”幫助張榮珍尋親的沈陽媒體人伏桂明回憶。
2008年，伏桂明在一次偶然采訪中得知，在沈陽抗美援朝烈士陵園安葬的123名烈士中，仍有53名烈士從來沒有家屬祭拜過，他決定為這些烈士尋親。
在丹東市抗美援朝烈士陵園，2004年時，264名烈士中還有147人的家屬從未來過。
在赤壁市抗美援朝烈士墓群，甚至建成五十多年里無人祭拜。許立君從小在里頭玩耍，只有小孩有個頭疼腦熱，村里老人才會到這里燒香祈福。他們說，這些孤魂是“好人”。
赤壁烈士尋親的主力也在民間。余發海是赤壁的一位老民警，從2005年開始為烈士尋親。在他看來尋親最難的原因，是部隊都解散了。
“142名烈士涉及24個省118個縣31個軍的部隊。”余發海說，9年間，他最終通過各大軍區和省的檔案館找到了110位家屬。
伏桂明面臨著類似的困難，“60年的變化太大了，地址基本上都變了”。
張榮珍算是為數不多的幸運者，而對于絕大多數烈士親屬來說，他們可能有生之年，連掬一把親人墳土的機會都沒有。
每當夜深人靜，康明想念父親的時候，會打開一副標有朝鮮各個烈士陵園的衛星云圖，這是他多年尋父的結晶。“志愿軍陵墓一般都在葬在戰場附近，墳包都比較大。”康明這樣描述他發現的規律，但是查找父親墳墓的過程卻并不順利。
江原道鐵原郡朔字152墳墓1號，當年康致中陣亡通知書上寫的埋葬地?？得鲝母赣H戰友口中得知，陵園有六角紀念亭，亭中紀念碑上刻有挽聯和祭文，“墓地后邊就是甘水峰”。
康明以甘水峰作為圓心向外放射搜尋。所有的疑似墓地均有標注，再逐一核對，終于在距離甘水峰336米處，找到了一處疑似152墳墓的地方。但在去年，他經多方打聽，父親早就被合葬了，位于江原道鐵原郡上馬山里青云洞，墓碑上未刻姓名。
據南方周末記者了解，自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起，朝方開始對分散在各地的志愿軍墓地進行遷移合葬，現在朝鮮的志愿軍墓地約一百余座。這些墓地中，單墳少，合葬居多，有名有姓的墓碑少，無名烈士的墓碑多。
多次跟朝方聯系未果后，2013年8月1日，康明和幾位志愿軍后代來到三八線戰場的韓國一側，對著父親犧牲的方向，作揖叩首，念起祭文：
父親??！我雖然還沒有來得及學會叫你一聲“爸爸”你就永遠地走了，可我跪求您：“爸爸，下輩子您還做我的父親”！
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找到父親埋葬地。很多烈士后代會退而求其次，前往父輩的犧牲地進行祭拜。
能夠踏上朝鮮掃墓的少之又少。李家發，是一位黃繼光式的英雄團長。1954年，李家發的父親曾隨賀龍元帥去朝鮮掃墓，并受到金日成的接見，但從此李家人再沒去過。
能夠再回一次朝鮮，成為李家人最大的心愿。“我媽臨終前囑咐我：將來去朝鮮，記得從媽媽的墳上弄一把土，撒到哥哥墳上，代表媽媽撫摸他。也從哥哥的墳上弄一把土回來，撒在我墳頭上，代表我擁抱他。”李家發的妹妹李家英回憶。
2004年，李家英在父親戰友的幫助下踏上了朝鮮的土地，但最終卻因為朝方搞錯了地方沒能去成墓地?；貋砗?，李家英覺得愧對母親，寫了首詩：
“英雄凱旋回祖國，媽媽倚門盼兒歸；英靈回到家，媽媽擺上飯和茶，含淚帶笑把手拉；問他在朝可想家，問他夢里可見媽，問他可餓可累了，哥哥含淚把頭點，可惜沒說一句話……”
2009年再去，墓地找是找到了，但李家英發現哥哥的墓地變了，“紀念亭沒了，墓碑也沒了，24塊墓只有一個墓碑，而且是韓文。”
朝方人員解釋說，這里的確是他哥哥的墓，共合葬了1080人。聽說1958年之后，從未有中國人到過這里，雙膝下跪的李家英隨即給其他哥哥也念叨兩句：“24座大墓，你們1080個人都是我的哥，哥哥啊，你們在天之靈一起快跟隨妹妹回祖國，回到母親身邊。”
歸根的念想
李家發犧牲那年19歲，在朝鮮戰場犧牲的18萬年輕人中，許多人都跟李家發一樣，沒有結婚，沒有子嗣。“很多士兵犧牲前對戰友說：你不能死，你要活著回國，結婚后多生幾個娃娃，讓他們在清明節到我墳前看看。”長期采訪志愿軍老兵的記者關捷說。
無論在戰場上，還是家書中，志愿軍戰士從未流露出對死亡的恐懼。1952年10月，李家發給家里寫了最后一封信，希望他的父母能夠多生產多打糧食支援前線。“你們不要擔心我，請在喜報上看到我的名字吧。”
死亡最初帶給烈士家人的除了傷痛，也有無盡的榮譽和責任。在去朝鮮掃墓回來的路上，李父對一道去的黃繼光母親說：“我們要繼承兒子的遺志，搞好家鄉建設，回去修好塘壩修好路，菜籽滿山流。”
1953年，國家曾給安徽南陵撥了一筆可觀的費用，用于修建李家發紀念館和紀念碑，但是那年南陵發大水，地方官員跟李父商量：“你家兒子犧牲不就是為了人民嗎？能不能把這筆錢先用到人民頭上，等縣里有錢了建紀念館也不遲。”李父當即同意。
一個跟黃繼光齊名的一級戰斗英雄，就此消失在公眾視線里。直到40年后，1992年，地方政府才給李家發立了一塊碑，而紀念館，是妹妹李家英自掏腰包建的。
如今寬闊肅靜的沈陽市抗美援朝烈士陵園，曾經是個臟亂差的所在。“周圍民房和小工廠很多，門口連條像樣的路都沒有。”附近一位居民說。
2003年，遼寧省一家官辦慈善機構發起了修繕陵園的募捐活動。沈陽鐵西區一所學校，學生多是下崗職工子女，最少的捐1分錢，最多的20元，500多名師生捐了900多元。
赤壁志愿軍墓群的修繕，同樣靠募款。余發?；貞?，他負責上門跟企業籌款，民政局一位工作人員跟在后邊收錢。許立君記得，2003年赤壁市曾撥款40萬想要修繕陵園，但最終錢被用作修建鎮里的街面。
早在1999年，丹東抗美援朝紀念館就打算給18萬犧牲的烈士建一個碑林，家屬可以在那看名字，也可以在那拜祭，但館長馬驥說，這么多年，一直受限于資金限制，未能建成
志愿軍烈士陵園的最近一次大修，集中在2010年前后，當時紅色旅游正在全國漸成風潮。2009年，沈陽市投入2225萬，要將陵園打造成一個“國家級的紅色旅游景區和愛國主義教育基地”，但最后的設計并沒有達到預定的目標。
“基礎設施當時一片空白，所以大部分錢都花在這上頭了，最后花在核心設計上的錢鳳毛麟角。”一位參與施工的工程人員說。
為了省錢，方案因此幾易其稿。這位工程人員說，陵園原本有個設計：在陵園門口建五個巨型的幾何體雕塑，代表五大戰役。但因經費緊張，最后取而代之的是，兩個簡單的阿拉伯數字：1950、1953，這是志愿軍入朝和戰爭結束的年份。
國內其他幾處志愿軍陵園面貌也堪憂。丹東振興區烈士陵園四周被低矮破舊的民房包圍。丹東市抗美援朝烈士陵園的頂部，原本有兩個用于展示的小屋，一直被廢棄的雜物占據。
隨著烈士后代漸漸老去，加上異地掃墓的不便，不少家屬開始萌生把烈士陵墓遷回老家的念頭。段衛宇曾經想把父親段繼衡的墳墓從赤壁遷回湖南老家，這遭到赤壁民政部門的反對。“遷走一家就會有第二家，赤壁市政府臉上無光啊。”余發海分析說。
每當有家屬動議遷墓故鄉，丹東市抗美援朝烈士陵園主任孫大力的態度同樣堅決：“我們不出不進。”
對于將志愿軍遺骸悉數遷回國內的想法，只在李家英的腦海中閃現了一會就又消失了。“這種想法不太現實，我們如果把這些墓都遷回來，朝鮮會怎么想？”她說，最大的希望就是日后每個志愿軍烈士親屬能夠自由進出朝鮮掃墓。
沈陽的陵園里仍躺著許多空墳。陵園一位工作人員說，都是建園時建的，因為不是所有團以上干部都運回來，所以一直空著。
康明期待著，有一天父親的遺骸能運回來，哪怕是衣冠冢也行。
“在朝鮮，如果能跟戰友們葬在一起，父親也不會孤單。”他說，19團的許多人本來可以撤退，但看到康團長被炸死之后，好多兄弟一邊往前沖，一邊高喊：“為康團長報仇”。